陳先生84歲，男性，有高血壓，糖尿病和復發性缺血性中風病歷。他的妻子數年前去世。他有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兒，兒女都住在香港。陳先生5年前確診患有血管性認知障礙症，需要坐輪椅。兩年來，他和次子一家同住，主要由媳婦瑪莉照顧。但是，陳先生在過去幾個月變得愈來愈虛弱，瑪莉不能再單獨扶他下床了。其後，陳先生被送到私營安老院居住。

去年，陳先生變得需要臥床，大小便失禁，要依靠他人餵食。他亦因肺炎多次入院，言語治療師建議他進食糊餐，並把飲料增稠。在患上吸入性肺炎後，陳先生有嚴重的口腔吞嚥困難，言語治療師因而建議非口腔進食。

醫生要求與陳先生的家人見面，陳先生的次子和女兒來了。次子說：「爸爸不會想插入餵食管的，他在安老院看過很多以餵食管餵食的老人，他們只能整天躺在床上，這不是他想要的生活。他曾告訴我們，他寧願死，也不要被插入餵食管。」

陳先生的女兒也曾聽過父親說同樣的話，她和次子都決定選擇用人手小心餵食，而不使用管飼。他們都明白當中會有誤吸、肺炎和死亡的風險。

病人接受了人手小心餵食數個月。但是，他接著開始發燒，甚至變得昏迷。他被轉送到醫院，並發現患有嚴重的肺炎。他一直沒有再以口腔飲食，並獲處方靜脈注射抗生素。陳先生的次子和女兒得知父親的病情惡化，並會很快過身。他們理解情況，並同意繼續保守治療。

但是，陳先生的長子在第二天出現，並堅持要開始管飼。他接受父親即將死去，亦同意繼續紓緩治療和維持不作心肺復甦術的指示。不過，他說：「我爸爸死去時要吃飽，這很重要。我不想他變成餓鬼。」臨床醫生不肯定他是否應該拒絕長子的要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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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題: 提供營養與水分、文化習俗、家屬糾紛、認知障礙症、維持生命治療

醫院管理局臨床倫理委員會主席(2005至2017年)謝俊仁醫生撰寫

分析臨床倫理案例時，應考慮各種重要背景因素，文化因素正是其中之一。中國人對於死亡和面對死亡有一些根深蒂固的看法，病人可能很重視這些看法。 在適當的情況下，我們或須尊重這些觀點。但這並不表示我們應該毫無疑問地接受傳統文化觀點。 考慮文化因素時，我們應就每宗個案的情況，仔細和其他重要考慮因素相權衡。

我們可以逐步處理這問題：

在得出不應提供管飼的結論後，醫生須以適當的方式處理病人兒子的要求。醫生應向病人兒子解釋，令他明白醫生作出此最終決定的理由，而不應單單告知他無權要求管飼。這會有助避免衝突，並減低病人死亡後其兒子的內疚感。醫生應向病人兒子解釋，其給予病人的治療須符合其最大利益，而管飼對病人弊多於利，亦不符合病人的意願。此外，醫生可讓其他家庭成員參與討論，他們或能更理解醫療團隊的觀點。如果深入溝通後意見仍然分歧，醫療團隊並沒有義務提供明顯不符合病人最佳利益的無效治療。在醫療紀錄中應詳列作出此最終決定的理由。